「征服北極」紀錄片

3人、21天、- 40℃ 、600km、一場生死搏鬥！ 前幾天終於抽空去看了阿餅老師強力推薦的紀錄片「征服北極」… 印象中，曾在某個節目中看過這計劃的行前訓練畫面，但記憶中只知道有世界極地超級馬拉松好手林義傑及體院學生陳彥博；後來從阿餅老師的幾次介紹中，才知道這龐大艱鉅的計劃與遊戲橘子有了關連，但原本以為遊戲橘子只是贊助團體…。直到電影開演，竟發現身為「遊戲橘子」的劉柏園執行長也親身參與，甚至還有拍過那部讓我印象深刻的紀錄片「水蜜桃阿嬤」的導演楊立州，頓時，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已變得更有意義、更加感動！ 2008年4月，三個台灣男人，與一個曾失意的台灣導演，在北極渡過21個冰凍的日子，順利產出紀錄片《征服北極》。這三個人分屬台灣20 、30 、40不同年齡層，為體院學生陳彥博、世界極地超級馬拉松好手林義傑，以及「遊戲橘子公司」執行長劉柏園，三人組團參加北極競賽。而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受「遊戲橘子基金會」的委託隨行紀錄，原本只是「隨行紀錄」的影片，後來變成75分鐘的紀錄片—《征服北極》，不僅登上大螢幕，還受本屆金馬影展選為閉幕片。 以下是搜尋到相關主角及導演的訪談節錄內容，藉由以下內容，更讓我深刻體會鏡頭底下的內心世界及對生命堅持的感動，就與大家一起分享囉！ 北極：入、出的起點 《征服北極》這部紀錄片對楊力州導演與超馬好手林義傑的生涯，都深具里程碑意義。對楊力州導演而言，是重新走入紀錄片的起點；而對林義傑而言，是冒險比賽生涯的終點。 拍過《新宿，東口以東》、《奇蹟的夏天》、《水蜜桃阿嬤》的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在《水蜜桃阿嬤》紀錄片完成後，曾無辜地淪為外界誤解與政客批判的對象，而停拍紀錄片一年多光景，直到關於「北極」的紀錄片案子出現，才在紀錄片監製，也是她的太太朱詩倩鼓勵下，決定重回紀錄片領域。原本楊力州導演把「北極」聽成是「北京」，以為是要到北京拍胡同，弄清楚之後才知道是冰天雪地的極地。楊力州表示他一開始還挺興奮的，後來被林義傑嚴肅地提醒，「北極的環境與我們一般的居住地不同，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容隨意輕忽的。」楊力州的心態才從原本的熱血轉成層層擔憂。 然而這一趟走下來 ，楊力州不僅對自己的人生有深刻體悟，對整個世界與生命有更廣闊的看法，這些點滴想法從拍攝《水蜜桃阿嬤》遇到的挫折以至《征服北極》在嚴峻的環境走一遭，楊力州將這些內心世界的感受化成影像與聲音，作成另一部為「金穗30」拍攝的紀錄短片《活著》。《征服北極》裡的雪地蒼天，讓楊力州對活著這件事有新的看法。 至於林義傑呢？一位走過、跑過世界四十多國家的世界級選手，曾獲得世界極地與沙漠馬拉松賽各大獎項，在此趟與另兩個台灣人組成團隊的磁北極競賽，劃下選手生涯的句點。對於未來，林義傑語重心長地表示，運動選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工作」問題，除了當教練與體育老師外，幾乎沒有別的出路。擁有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士、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所碩士學位的林義傑認為，大眾對於運動員都有刻板印象，目前他正積極成立公司，希望同時也能透過法條的修訂，讓運動員本身對健身與壓力管理這類專長能落實到企業界，讓彼此都能在各自領域達到更充份的發揮。 雪地、人，還有北極熊... 從紀錄片中北極寸步難行的景象—參賽選手在寒風中拖著行李走路、全身包裹得密不通風，身為紀錄片導演要跟著這些人拍攝這些畫面，又是怎麼辦到的？楊力州導演表示自己其實是懦弱的，當時在那種環境每天其實都在想如何讓自己好好活著。而紀錄片所看到的畫面，是在能力範圍之內，選手透過衛星電話告知位置，然後由另一名外籍工作人員陪同進行拍攝。另一方面也因為主辦單位並不希望會因為拍攝而影響到整個比賽的公平性，而無法一再接近被攝者。 然而從有限的畫面中，也看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平衡。令人好奇地，這三個男人─身經商場歷練的企業領導、國際級運動選手、體育學院學生，在這樣嚴峻環境底下，難道不會有衝突產生嗎？楊力州表示他其實很想拍他們吵架的畫面，但拍到的都是搞笑的場面。楊力州也認為如果缺少陳彥博在製造「笑」果，恐怕無法達到和諧。林義傑也認為，在那種環境底下，每個人的笑點都變得很低。而這次是他第一次跟台灣人一起同個團隊比賽，感到特別開心，也更能開懷地開玩笑；相較於以往因為文化隔閡，比賽時常有孤立感，此次的經驗對他而言是快樂的，而且在他的比賽生涯裡，此次「征服北極」算是難度指數較低的。 影片最後，楊力州拍到駭人的北極熊屍體，血腥地被掛在一些歐洲客屋外，還附帶一些狩獵者邪惡的勝利影像。楊力州當下感到相當震撼，認為以往都是歐美人士在教我們保育動物、全球暖化問題，怎麼現在殺手就是個洋人？這件事一直困擾楊力州，回到台灣之後他查證一些資料，才知道北極熊竟未被列入保育動物。對於在北極當下無法拍到或取得更多北極熊的畫面，作更深入的紀錄，楊力州認為是比較遺憾的。 與心魔的一場競技 「人生就是一個競技場」，這類的話雖愈聽愈無感覺，但在人生的轉彎點拿來用一下還是頗應景的。以真正的競技場來說，林義傑是最能體悟的。在國際的競賽裡，面對人高馬大的外國選手，林義傑如何致勝？我們以為凡事要靠「毅力」就可達成，林義傑卻一針見血地說：「要靠技術與策略。」意即凡事不能蠻幹！ 紀錄片的拍攝又是如何克服被攝者心防呢？楊力州鏡頭底下的人，似乎都看不到鏡頭的存在，很自然地「為所欲為」，絲毫無怯場，楊力州笑說：「朋友說可能是我長得太沒特色，所以容易被遺忘。」這當然是玩笑話，楊力州說他拍紀錄片時，很多時間其實都沒在拍，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或二的時間有把攝影機舉起，而拍《水蜜桃阿嬤》時，大部份時間都在幫忙農務。 不管是在運動場上的競技，或是人生自己的競賽，總會從比賽中獲得新的啟發，林義傑欣賞美國自行車選手Lance Armstrong ，從癌症中積極面對人生並奉獻社會，將他列為自己的榜樣；楊力州從《水蜜桃阿嬤》經驗後，表示未來會對細節更加小心處理。 從《征服北極》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選手或從側面中得知導演的「征服」經驗，也在不斷奔馳的人生中，擦出一股錯覺似的向上力量。

壯美與孤絕之間的一步一腳印 -專訪《活著》、《征服北極》導演楊力州報導 / 曾芷筠 放映周報 趁著2008下半年「台片新高潮」掀起的一波國片熱潮，緊接著上場的是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最新作品《征服北極》。這部電影不僅是紀錄片又一次成功達陣商業映演，也是國片中難得一見、前往北極的「冒險電影」。不過，冒險電影並不是冒著生命危險、或是打敗外在條件的限制；更多時候，冒險是讓人處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狀態、並且重新檢視自己和外在事物的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環境、甚至人與自己之間。經歷了過去一年來因拍攝《水蜜桃阿嬤》與《商業週刊》之間的紛擾，楊力州選擇前往北極、前往世界的盡頭，作為去到終點再重新出發之間的轉折，因此有了《活著》這篇極為動人的極地自白書。《征服北極》詳實又饒富趣味地紀錄了劉柏園、林義傑、陳彥博三位來自台灣的選手參加了「北極大挑戰」競賽，花費四十天從北極點跨越六百公里抵達磁北極，從準備到完成比賽之間歡笑淚水交織的歷程。五年級生劉柏園是台灣企業「遊戲橘子」的老闆，六年級生林義傑是跑遍世界極地、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超級馬拉松運動家，七年級生陳彥博則是體育系畢業的大學生，這三個人因為各自的理由與困惑而聚合在一起，竟形成了史上最吵的絕佳團隊，發揮「台灣之光」得到了第三名。觀眾透過這部電影看見他們如何受訓準備、行進過程中的勇敢或懦弱，也經由這樣尋找自己的面對生命的勇氣。導演楊力州奉獻紀錄片已歷時十多年，作品如《我愛080》、《新宿驛，東口以東》屢屢獲得國內外影展的肯定；2006年《奇蹟的夏天》，更以亮眼的票房開啟了新的合作通路和紀錄片觀眾。《活著》、《征服北極》擔任今年金馬影展的閉幕片，引起觀眾好評和熱烈的迴響。本期【放映頭條】單元，專訪導演暨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楊力州先生，暢談拍片實際困難、所悟所感，也談及未來拍片計畫及紀錄片工會現行運作情況。

關於《活著》這部短片，導演用旁白把這部短片呈現為之前因《水蜜桃阿嬤》引起的爭議和《征服北極》作為一個去到終點再重新出發之間的中介，理面談到了很多您心情的轉折，可以先談談這個部份嗎？ 楊力州 (以下簡稱楊)：其實《征服北極》這個片子一開始是個案子，就是林義傑他們三個人要去北極，他們找了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有一個側拍紀錄。當時合約的內容是一個20分鐘的過程紀錄，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要求一定要我本人去拍，也可以找一個年輕力壯的攝影師去拍，所以我們就答應了。後來，我決定去拍攝的原因是：第一我沒有去過，第二是因為「北極」這個名詞太有意思了。我們不是觀光客，不是那種坐著破冰船、到北極去拍個照做個紀念，覺得好冷、再趕緊躲回去吹暖氣的那種。我一開始就知道要透過這麼艱難的方式到達北極，所以答應的原因是想要試試看，想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有一次能到達世界的盡頭。他們邀約我的時候說：「導演去一趟北極吧！」你知道那種拍紀錄片的人都有一種躍動的因子，另外當然跟學習拍片也有關，學紀錄片的人都會看《北方的南努克》，它是一個紀錄片的經典，關於極地生活的視覺影像，讓我們覺得那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學習的一個目標，所以當別人來敲門邀請我去北極時，我就答應了。答應之後，接下來就有一連串的訓練。譬如在挪威、加拿大的體能訓練，其實這個過程讓我越來越害怕，因為年紀快40歲了、體能狀況不太好，漸漸想要落跑，於是我就問了年輕的攝影師，他們一聽到要一個人扛著攝影機去北極很快就拒絕了。拒絕的人越來越多，我就越來越害怕。雖然一開始只是要去磁北極，不過，我是那種不知不覺就會把事情做得比較複雜，比如說我會把工作做到八分，但只會跟別人承諾五分，我大概是這樣的性格，會說得比較保守。所以，當我受訓之後，準備把這部片發展成長片的想法已經醞釀出來了，可是並沒有提出任何的承諾或說法。一直到抵達北極後的一個多月當中，從拍攝的量、三個人行進的過程、甚至我在北極看到的環境的生態 (包括可預期跟不可預期的)，都讓我決定把它發展成為長片。對我來說，從來沒有一次拍攝經驗是這麼的純粹。所謂的純粹是指我自己的狀態，在其他地方拍片會有拍片之外的狀態；可是在北極，除了拍片之外，唯一一件事就是「活著」。這意味著，拍片這件事在北極並不是最重要的，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讓自己好好地活著。在那裡，我每天檢查自己的手指頭，帶著四層手套預防凍傷；我親眼看到一個紐西蘭隊的選手被運送回來，脫下手套的時候皮都黏在上面、整個手指頭是黑的，組織已經壞死，想必是要截肢了。他在大家面前一直哭，我心想：為什麼要為了拍片或比賽要把手指切掉？醫生跟主辦單位告訴我們：這個活動辦了四屆了，沒有死過人，但手指頭倒是切了不少。我從來沒有拍片時那麼恐慌過，所以活著這個概念在這一整個月當中相當強烈。拍攝過程的最後，我在終點站那邊等他們兩天，就在那個世界的盡頭；拍攝即將結束時，當我想著這次的經驗，覺得很特別：因為我的外語能力不太好，無法全程用英語跟工作人員交談，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沒和別人對話、只有自己跟自己對話的狀態，人被丟在那種環境真的有種坐牢的感覺。就在那個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外婆，就是《活著》裡面的文字。拍了十幾年的紀錄片，這次的經驗最特別，因為它讓我強烈地感到一個紀錄者跟被紀錄者一起經驗的一個過程。拍《奇蹟的夏天》時，我去參與花蓮的國中生們比賽的過程，我有一個很明確的角色是一個紀錄者，而且並沒有在場上跟他們一起踢球；儘管拍《水蜜桃阿嬤》也好、工作人員去幫忙農事也好，我們並不是真正在那個生活狀態、思維底下的人。可是在北極，身為一個紀錄者，我跟被紀錄者經歷了完全相同的感受與恐懼、甚至是懦弱，所以在等他們到終點的兩天之間，我寫下一些文字，思考這趟紀錄的過程，於是決定把鏡頭轉個彎對準自己。就算是五分鐘也好，我希望紀錄者能跳出來並成為一個被紀錄者，在這趟壯觀但孤絕的旅途當中，去表達一些和熱血競技片之外截然不同的情緒，因此有了《活著》那十分鐘的影像，也思考了過去一年來的心境。有朋友看到《活者》的片尾那句「世界的盡頭什麼都沒有」，他覺得那是很絕望的結尾，其實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北極那裡並沒有一個招牌或如來佛手掌標示著「世界盡頭」，而是真的什麼也沒有。說悟道可能太嚴重，但將近一年來的一些憂慮也好、不解也好，我覺得這些負面的情緒其實本來什麼都沒有，事情過了、時間繼續走、世界繼續運轉，對當時而言可能情緒很強烈；到了世界的盡頭真的發現什麼都沒有。我很開心我可以體悟到這個東西，這有點像是：「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是庸人，所以自擾了快一年，但真的去了北極，發現自己就會笑出來。這部短片很不藏私地、被我要求放進電影裡，也說明了我自己的狀態和去拍他們的緣由。

在北極那樣壯觀孤絕的環境下，您覺得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楊：在人跟人、動物、空間，人和所有的物質之間，我們會不知不覺地想要駕馭；可是在北極，那種巨大壯觀會讓你很害怕、很謹慎，你會覺得自己能夠活者是因為環境憐憫你，而死亡是必然的，那個感覺很強烈。包含我和選手在內，我們從來沒有那麼謹慎地去面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在日常生活中覺得很普通的事情，包括吃東西、上廁所、接下來踏出的每一步會不會是薄冰層等等，在那個地方卻都要被非常謹慎地對待。就像同一首歌在不同狀況下會給你不同感受；在那個巨大孤絕的環境之下，突然每一件原本很簡單的事情都變得很纖細。

事先有想過要拍環保大自然之類的議題嗎？ 楊：老實說，出發之前會期待應該要拍到這樣的東西，但是在那裡想到的就是要活著，而過程中拍到殺北極熊其實是有點意外。現在回過頭想想覺得很可惜，我應該繼續待更久的時間，去拍關於北極熊的探索，但我們必須跟著大會一起走，沒有辦法留下來，所以變得有點遺憾。但也是因為已經處於比較安全的狀態，所以才有力氣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剛才談到的是人和環境之間，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在那樣的狀態下是怎樣的關係？ 楊：這三個人根本是瘋子，不過組合在一起我覺得非常恰當。這裡面如果有兩個林義傑走不完、兩個劉柏園也走不完，他們三個人各自鑲嵌、扮演互補的角色。林義傑的經驗和知識很強，我們從他那裡得到很多關於身處極地、身體熱量等等的知識，比如很冷發抖想要取暖時，他會告訴我們：發抖也是身體製造熱量的方式，如何靠發抖去產生更多熱量、照顧身體等等，這方面他真的太強了。劉柏園他本身就是個企業經營者，他很有意思，必要時會有很強烈的決定，甚至會蓋過義傑。我們在那個地方沒有方位感，所以每個人只能靠手上的GPS行走，不安全感很強烈，小小的偏離角度可能就會迷失方向。這種時候劉柏園會下判斷說：「我們往這邊走。」這樣的作法，方向對錯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讓一個team的概念完整：馬上做決斷、發現錯誤馬上修正，而不會受困在那邊產生太多消耗的討論。而陳彥博則是太重要了，他幾乎是這趟旅程能走完的最大功臣。他那種搞笑讓每個人能夠放鬆下來。出發前我在想：能不能拍到他們三個人在吵架、爭執，讓影片更有戲劇性？實際情況是，他們在過程當中會有討論，有時緊張的氣氛剛要升起的時候，彥博都會跳出來去扮演緩和的角色；但他也是哭最多的，不管在鏡頭面前或在我面前，另外兩個都要當硬漢，他們有沒有偷偷哭我不知道，但彥博真的在我面前哭過好幾次。

導演與他們三人之間呢？ 楊：我跟他們之間其實有點被設定距離，因為那是一場正式的比賽。主辦單位希望不要因為拍攝減緩他們行進的速度，另外又擔憂我們這隊有比較多的資源、怕我協助他們，我覺得他們擔心太多了，我沒拖累他們就好了。我是跟另外一個奧地利的工作人員一起拍攝的，我們兩人睡一個帳篷，他們是三個人；我們跟大會工作人員偶爾會分開，改成跟他們走，這樣才能拍到中間的歷程，但我們到某一個程度就不能再過去，必須要退回來。對拍攝來說，要穿越一個高壓冰層很複雜，所以我們坐小飛機，到下一個CP補給站等他們。在實際比賽中我跟他們的關係沒有辦法太過密切、不像出發前或受訓時那麼密切。也因為這樣才會有《活者》這部影片，我有更多自己的時間，不能跟著他們時都把攝影機交給他們去拍。

從出發前原本的構想到最後影片出來的成果，中間似乎經過了很多差距和修正，像是導演預期的戲劇性衝突最後並沒有發生？ 楊：他們三個人的成熟度真的很高。在那麼惡劣的環境，其實他們也明白如果有人不走了，那會出人命的，我覺得他們這個團隊很清楚最高的價值是什麼，在那個價值底下情緒必須要能夠排解。例如有一次，彥博在鬧脾氣，他真的說出「我不走了！」我在旁邊正想趕快裝攝影機捕捉畫面——說到這個，因為環境太惡劣了，每次拍攝之前都要先思考一下，到底要犧牲精采畫面還是我的手？很害怕我的手指頭會因為這樣而凍傷。那次吵架彥博就真的不走了，後來林義傑走出來，我以為他要揍彥博，結果林義傑卻從背包裡拿出從台灣帶來的珍貴牛肉乾、只有在最沮喪的時候可以吃一片，他把牛肉乾給彥博，劉柏園也來安慰他，後來就沒事了。到了晚上搭好帳篷的時候，兩人就開始訓他：「你剛剛怎麼可以放棄呢？害我犧牲一塊牛肉乾。」

這部電影最後的呈現大約是前面三分之二都是準備受訓期、還包含人物介紹，實際的比賽過程大概佔後面三分之一，為什麼這樣安排？ 楊：我一開始出發的時候就設定了：正式比賽過程在影片中佔的比例是有限的，重點是前面的準備期。因為「冒險」這件事好像常常被誤解，它並不等於冒生命危險，冒險之前有一個階段很重要，就是「準備」，這也是義傑告訴我們的，看他們如何準備裝備、做訓練、開會檢討等等，因此把這個比例加重。另一個原因是，比賽過程中有些我不能跟隨的地方，我就把攝影機交給他們拍攝，雖然拍到很多素材，但能用的並不多，畢竟他們不是攝影專業，天氣、身體狀況也實在太惡劣了，他們可以在很累的情況下記得把攝影機拿出來拍一下就很棒了！ 有沒有原本沒有預想到的意外收穫？楊：我當初的確想要看看有沒有機會碰觸全球暖化、環境的議題，也蒐集了很多資料，但是知道自己沒有那個斤兩。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去，除了要照顧好自己、還要照顧好影片，就算有那樣的企圖心，出發前我就知道所能著墨的真的有限。我們去的時間是四月，季節大概是冬末春初、母北極熊開始帶小熊出來，那個時候是比較安全的、不會有冰層崩毀的問題；如果是夏天去就比較危險，也比較可能拍到冰山崩落的畫面。因此，我已經知道可能拍不到，比較不算太大的失望。比較大的收穫是拍到了獵殺北極熊這件事，因為我一直不認為這件事會發生。我原本一直以為騎機車排放廢氣也是殺害北極熊的兇手之一，或是像《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那樣嚴重警告我們暖化的問題。世界上的對錯、罪惡好像是由像美國這些國家告訴我們的；到了北極去後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看到他們直接宰殺北極熊，奧地利攝影師委婉地告訴我這是合法的，但我一直不能明白合法性在哪；我回台灣查資料才知道：原來北極熊本來就不是被列為受滅絕威脅的保育類動物，所以每年有一定的額度是可以殺的，那個比例很重，比如加拿大大約是25%，但只能殺公熊。這是我覺得很意外的部份，同樣也是很遺憾的地方。我覺得我拍得不夠，但是沒辦法，我只有一個人、時間又太短，這件事又太過複雜。我的功課只能回台灣做，而這部紀錄片的重點還是用影像去說故事，北極熊的議題部份就顯得比較不足。美國為什麼不把阿拉斯加的北極熊劃為保育類動物？因為如果被劃為保育類動物，就必須要規劃生態保護區，裡面就不能有任何工業行為，那財團怎麼能進去挖石油呢？這些部份都是我覺得很遺憾無法處理的，至少這部電影傳達了「北極熊並不是保育類動物」的訊息，而這件事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楊：你不見得有機會去北極，但我希望你看過這部片之後，能夠征服自己心中的北極，可能是牽著腳踏車去環島，或是跟父親說：我就是要學電影！